各地为了地方利益恣意解释法律、对法律作有利于本地当事人的理解的现象屡见不鲜。
整合重构 基本法（fundamental law）和宪法（constitution）这两个概念有交集。通过这些精心设计，实际的国家权力集中在革命党人控制的议会，而内阁与参议院和法院之间的制衡机制却选择性地阙如了。
那些被归并到统一的社会组织之中的氏族、胞族和部落成员，会因为他们在各自社会阶层中的位置而获得其中一项或多项权力。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常被津津乐道为中国古代民本观的代表性言论，甚至有学者从中读出了放伐暴君论，是人民主权，似乎中国古代有了不亚于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其中士和农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且彼此之间的身份转换不存在巨大障碍，两者均有一定的上升通道，可能跻身统治阶层。周族宣扬德命天授是因为本宗族的领袖即嫡长子，也就是宗法意义上的大宗，率领周族剿灭殷商获得天下，因而接受其他宗族的附从。[27]参见前引[10]，陈晓枫、柳正权书，第293页。
在封邦建国的理念之下，拥有上位权力的王将一定姓氏的族群封赐给诸侯们，于是他们在各自的封地上分别建立了特定的诸侯国家。[4]前引[3]，王世杰、钱端升书，第15页。这样，张副镇长的实际死亡赔偿金就因为他的农村户口而只能享受"农民"待遇（据《安徽法制报》2004年8月29日报道）。
[17]在这一结构下，不但私人领域不存在，[18]公共领域更加无法存在。我国法律的不统一已经相当严重。二是法律形成一个全球性的网络，法律本身取得了全球性品格。[20]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有一个例外，古希腊罗马许多时候（不是全部）法律的权威是高于政治的权威的。
有必要指出的是，社会的分层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法律是强化这种分层，将这种分层规范化、恒定化。1949年以后，法律成了阶级统治的工具，按照权力主体的计划发展经济的工具、建立和谐社会的工具等等，不一而足。
这在现代法治国家是不能容忍的。对于法的现代性究竟包括什么，国内律家少有论及。"[5]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克利弗德·纪尔兹本人反对把这种理论用于论证不同文化是否可以相互流动的问题。纪尔兹认为，法学的诠释学转向所需要的"不只是地方知识，我们更需要一种方式，可藉以将各式各样的地方知识转变为它们彼此间的相互评注——由一种地方知识的启明，来照亮另一种地方知识所隐翳掉的部分。
十多年来，这一研究无疑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一是对法的现代性的基本属性的研究不够。这一思潮的知识基础其实也是西方的，在中国最为叫座的是纪尔兹的地方性知识理论。最不能理解的是，人死了也不能平等。例如，个人崇拜、权力集中、蔑视规范、"计划调解"等等，莫不是披着现代衣冠的东西。
一生下来，你的身份就确定了，你就可以从城市的法律中获取利益，如果不幸你的父母是农民，那么一切免谈。最后双方达妥协：由贵族担任立法者，但是法典在公布及定稿之前应先征求大众的意见和各阶级的认同。
"目的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误解与曲解之上的。即使是现在，警察可以自由进入住宅打击"夫妻看黄牒"，而我们的法学家还在为之作正当性证明。
毛泽东一挥手，全中国的法律成为废纸。从那时，"民意"、"人民的普遍呼声"以及"公众精神"成为反对党可以诉诸的实体。在程序上，各种政治权威通过诸多合法与不合法的渠道可以轻而易举地命令法官，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1979年以前的失败在于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在作怪，正是这一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对法律构成了内在的排斥与破坏。途中发生车祸，三名中学生同遭不测。在毫无市场的共同体里，人的关系不是建立在个人缔结的"法律事务"上，而是建立在命令和法的禁止的原则上。
申言之，如果我们确立了这一观念，上述面临的法的现代性困境将会迎刃而解。这一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反法治的。
与社会属性的全球性获得的同时，法律的全球性也成为法律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依据这样一些对法的现代性的理解，我们可以对法的现代性中的中国问题进行观察与评价，本文将这些问题归纳为相互关联的"十大困境"。
[15]公共领域可以分为私人聚集的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为了发展经济，不同意拆迁的居民成了钉子户，成为打击的对象。
这一精神在立法与司法中随处可见。所谓目的论社会主义，是将社会主义本身作为目的的社会主义。例如，1954宪法刚刚制定，就被权力主体抛弃，因为宪法所规定的规范性要求和稳定性要求与权力主体确立的合作化运动等"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不一致。任何固定的、以"实存"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观念——包括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观念，都是负面意义的意识形态，它对社会的进步构成阻滞。
公民的身体属于国家，有保卫国家的义务。但是，如果要问，同样生活在1966年的红卫兵和美国学生，他们的思想与生活的现代性如何，那就可以说，我等红卫兵仍然生活在"古代"。
问题是，在法律多元的星球上，谁的法律是"现代"的标本？现代性既然是建构起来的概念，它是由谁建构起来的？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建构它的主体的意识。由此可知，法的现代性问题是建立在这样一些基本认知之上的：与自然界一样，社会（包括法律）具有某些共性，社会是一个由低到高的运动过程，自由与法律存在应然的关联等等。
法律的全球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使他们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失去了认同感，使他们对城市产生冷漠乃至敌视，这是现代中国之大患。
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二、十大困境 1、老师打学生的尴尬 前已论及，法的现代性其实是一个以西方的法律价值为标准的对"当下、本土"的法的批评性审视。诚如库朗热在评价早期特权的古希腊罗马社会所言："但凡人所构想和建立的社会组织，没有不变的道理。同时，他在保留旧部落的同时，创造了四个新部落，实行按地区划分居民，这使两个阶级混合，平民真正加入了城邦。
这又起码表现在两个方面。这样，法治也就意味着人民的参与或人民的最终统治。
但是为了这一点，却要付出自由甚至是生命的代价，这是那门子社会主义？现在，又有人认为物权法（草案）的相关规定违反了社会主义，他们脑子中的社会主义其实还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是属于"目的论社会主义"一类的。无奈，有的死者的家属为已死的人来个"农转非",看来城市的鬼比农村的鬼也要值钱些。
在这个意义上说，法的现代化概念是依附于法的现代性概念的：有什么样的法律现代性的预设，就有什么样的法律现代化进程的图景。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4年5月1日生效），该解释第29条竟然明目张胆地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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